战火中的中国记者

在炮火下的南斯拉夫，目前有15位中国记者坚守新闻报道岗位，最多的时候曾达17人。采访中，大家尽责敬业，不畏艰险，同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：早日结束这场轰炸，让和平与自由重返南斯拉夫。中国记者的至诚至爱，使战争中的南联盟人民更好地认识了中国。

1999年4月7日中午，一辆满载着驻南外国记者的大巴驶向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那采访，那里在几个小时前遭到了北约两周来最严重的一次轰炸。这70名记者中，有4位是中国记者，这70名采访人员只有两名女记者，有一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贝尔格莱德记者王志敏。350公里的行程，王志敏同我聊了一路，她讲述的那两天的生活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中。

4月6日，王志敏像前些日子一样是凌晨3点才休息的。几个小时后，她必须起床了，并在8点钟赶到南斯拉夫军方新闻中心，看看对方有何安排。军方决定组织记者去北约导弹“打偏600米”的阿莱克西纳茨采访，半个小时后王志敏出发，来回400公里，返回后已是下午5点，赶紧写通讯，查阅贝塔通讯社的消息，写出当日的战报，并拟出次日采访内容，中间去一位记者朋友那里取回相机，半夜两点休息。4点被编辑部电话叫醒，发来一传真。接着睡觉至7点，又在8点赶到新闻中心，因为她想去查查克采访，但必须有军方的许可，等了三个小时，说可能组织新的集体采访，12点，登上赴科索沃的汽车。王志敏只身一个人在这里，生活方面只能凑合了，这中间她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，除了饼干，尤其在赴科索沃的来回13个小时中，没有一口吃的和喝的，想买都没处买，只有坐在我们后排的俄罗斯同行给的半个橙子。做饭对王志敏来说已很难顾上了，有时间休息一会儿比什么都强。

还有一次，王志敏去贝尔格莱德城外不远的巴达伊尼察采访轰炸下的春耕情况，但那里刚好是南的一个重要军事地区，被警惕性很高的民兵误以为间谍而审讯了近两小时，连汽车内也搜了个遍。

这次，驻贝尔格莱德经历过波黑战争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杨成明，又一次赶上了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。他是所有中国记者中年纪最大的一个，也是肩负任务最重的一个。作为分社首席记者，老杨指挥着一个颇具战斗力的六人小组在日夜工作，及时、客观、全面地报道北约的轰炸，源源不断地向北京发回这里发生的重要新闻，其中包括中英文报道和图片。

谈起同波黑战争的不同之处，老杨颇有感触。波黑交火不许使用重武器，主要是四处放枪，危险不是很大，同时有国际观察员在监督；而现在则完全不同，北约使用最先进的武器，使整个南斯拉夫都成了北约的战场，其导弹威胁所有人的安全。正因此，他觉得南斯拉夫人民不仅英勇，而且非常了不起。“只要南斯拉夫人还能生存，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就会在这里坚持工作”，这是老杨的坚定信心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北约总在半夜2点至4点轰炸，为了尽快发回消息，老杨每天半夜都要起来，有情况的话先在第一时间把简讯发回，详细消息随后跟上，往往是一干就到天亮了。

除了两名常驻记者外，四名临时调遣过来的记者也个个都是干将，他们把火光看作是采访的命令，把休息置之度外。

风风火火闯战场是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在这里报道工作的概括。我们俩是好搭挡，除了一同赴外地采访外，也一同在深更半夜轰炸后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因此我对他相当了解，他采访过的被轰炸地方是所有中国记者中最多的一个。每天除了写消息外，他还拍摄许多照片，这是相当费时间的，此外还要写综述，为《环球时报》写稿。有时为电子版录音，还会有额外的报道要写，工作量非常大。现场不仅忙碌，而且残酷，因为有战争就会有死亡，而记者又必须去面对。小吕去了国际列车被炸的格尔戴利察峡谷大桥现场，也去了贾科维察附近的难民队伍被炸的现场。数次见到平民被害的惨象后，他对我说，再也不想见到这样的情景了。但战争在继续，4月27日，北约轰炸了苏尔都利察的两个居民街，造成16人死亡，他不得不再次面对惨不忍睹的情景，去履行一个战地记者的报道职责。他说，体力上坚持下去没有问题，但脑子太累了，他希望能有几天时间像度假那样休息一下，但这是不现实的。

4月22日，吕岩松去布达佩斯，清晨6点出发，晚上9点左右才返回，来回旅程900公里，本该好好休息一下。但北约在当天轰炸了总统官邸，他想在调阅一下有关反应后才睡觉，不巧的是在子夜1点左右，北约又炸毁了塞尔维亚电视台，于是我们同赴现场，两个小时后回来，查完资料睡觉时，天已亮了。几个小时后，小吕又得起来去参加新闻会，写新消息，冲洗照片，忙得日期都搞不清了。23日晚我们碰到一起时，他刚睡了一会儿醒来，还告诉我说是上午9点呢，而此时已是晚上9点了。吕岩松对新闻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，在同我谈到中国媒体关于这场轰炸的报道时，总有不少的思考和忧郁。他的毛病是开车太猛，好在车技还不错。

中央电视台同行的节目每天都与国内观众见面。他们的故事也比较多，主要是因为经常被警察扣押。顾玉龙、王晓琨从布鲁塞尔过来已两个月了，经验还多些，而高伟、王齐放、张大立等人则是战争开始20天后才来的，他们还没搞太清楚这里的情况就投入工作了。第一天半夜听到爆炸声后，他们立即打车向火光冒起的地方赶。眼看现场就在前面，但这时人也被军人给截住了，因为这个叫莱科维察的地区有军营驻扎。轰炸开始后几乎成了禁区，想靠近是不可能的。

语言障碍影响工作是不可避免的。4月30日凌晨总参谋部被炸，上午张大立听一位记者说那里允许摄像，马上就赶了过去，站在警界线执勤的警察不怎么懂英语，同意他们进去，他们以为没有问题了，扛起机器就拍，但立即就被大楼边的警察制止并扣下了机器和采访证。原来这里只让看，不让摄。为弥补因语言而造成的各种不利损失，他们往往只好带上钢盔、穿上防弹背心，半夜到楼顶上去守着。

电视记者的麻烦还在于，每天都必须去塞尔维亚电视大楼传送图像，而且一呆就近两小时，那几天又是北约威胁轰炸电视台最厉害的时候。他们每次去都提心吊胆。4月23日电视大楼被炸后，另一地方的卫星发送系统又不能正常工作，他们发送节目也就没有了保障。

交通上的困难更大，除了不能说走就走外，还在去较远的地方出租车没有足够的油，高伟想租一辆车，同样因为汽油没保证而作罢。有一次他们打车去城外20公里远的阿瓦拉山采访，到了那里警察不让靠近，出示一下证件又回来了，没辙。